反省中国书法史的写作
■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作者 刘 涛
在20世纪末撰写中国书法史，具备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且不说当代史学、文字学、哲学、文学等学科提供的学术成果可资利用，各种学术专门史可予借鉴，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就令人目不暇给：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书迹，秦汉的简牍帛书，敦煌石室发现的魏晋至北宋的经卷写本，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和残纸文书，吐鲁番地区墓葬中获得的字迹，大江南北不断发现的碑志、造像记，成千累万。去年，长沙市中心走马楼的古井里，又发现了数量巨大的东吴简牍文书。这些，都是大宗的出土发现。考古界还在不断地披露各个时代的书迹，读今年第五期《文物》杂志，又见到1984年至1987年在南京市南郊掘得的东晋谢珫、谢温的墓志。这样的零星披露，也给我们带来欣喜。
史学界早有学者断言，并且已经得到证明，史学研究的新突破，要仰仗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本世纪初，王国维就极其重视地下出土的文物，并且引入史学的研究，创获多多，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说。70余年后的今天，考古所获的文物资料，以其历史的实物形态，不限于充当“证据”的角色。去年冬季拜访金克木先生，他在回溯归纳百年学术流派时，对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说了这么一句话：下个世纪恐怕要用书籍文献来注释出土文物。积淀甚厚的史学会不会让位于年轻有为的考古学，还有待实践的证明。但是，金先生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前年读到考古所杨泓先生的《文物丛谈》，还有去年出版的杨鸿、孙机先生合著的《寻常的精致》，都是以文献注证文物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视野里，一尊陶俑，一面铜镜，一枚爵里刺，一组瓷茶具，这些孤立的文物，经过文献的注释解析，便活络起来，成了古代某一生活场景的缩影。文物，不再是闲情的玩物；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由此想到30多年前沈从文先生从事的古代服饰研究，正是这一路向的先河。80年代初，《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沈先生作序时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这样的研究，能够“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新的问题”。
本世纪的考古发现，使书法史的写作获益匪浅。近20年出版的书法史著作，好像也走上了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来写作的路径。因为利用了许多出土的书法资料，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这种情况，唐朝以前几个断代的书法史反映得尤为明显突出：甲骨文和金文成为叙述商周书法史的主干；简牍帛书、碑刻摩崖书迹成为秦汉书法史的主体；魏晋南北朝一段，无名氏的书迹在这个一直以钟卫、二王为话题的时代，登堂入室，具有重要一席。千余年来那种尊奉推崇名家名迹而忽略鄙视寻常书迹的叙史观念，已经瓦解。这些都是书法史写作的大进步。
但是，不能不承认，对于这些书迹的利用，还浮在表面，许多是为填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而利用，作者又常常偏爱品评鉴赏，至于引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某一书迹与书法往事的内在联系，还缺乏沈先生所说的“比较探索”和“综合分析”那样的检查。我们知道，每一件书迹，不论是新出土的还是传世的，都是历史上某个事件的组成部分。《泰山刻石》是秦始皇为自己纪功而刻立；《秦诏版》是秦朝统一度量衡这一法令的产物；东魏《范思彦砖志》却是记录了一个平民的死亡。这些书迹都是历史事件留下的痕迹和证据。当然，事件本身并不是书法史所要叙述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要利用上述书迹叙述那个时代的书法史，或者需要甄别正体、俗体，作出合乎历史真实的判断，就必须关心与书迹相联系的事件，或者说具体的背景。还应该与这一时期经过同样方式甄别过的其他书迹做比较分析。然后才谈得上取舍利用和如何利用。这样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研究的积累。比如北魏时期的书法，人们常常对无名氏书迹一视同仁地视为“民间书法”，特别是对北魏的真书，不问正体俗体，不分主次，罗列代表性的书迹，品评其风格了事。似乎那个时期的书法风气是鼓励“百花齐放”，写字作书没有正体的规约，很自由自在。而品评鉴赏，大多照搬清朝论家的话语，例如把北朝人写变了形的隶书称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是袭用康有为的说法，轻而易举地把这一转变期延长了百年。甚至将品评充当史的叙述。
由于对出土的书法资料缺乏必要的鉴定和研究，对其利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势必大打折扣。而望“形”论“美”又带着主观的任意性。所以，这样的书法史，不过是按照朝代顺序编排的古代书迹的现代评论。还有一类概述性的书史著作，将古代书论中的一些宏观性评语，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及“碑学”之论搬来作书法史的提纲，这样的书法史著作，读起来既宏观又有根据。这种拼装、演绎前人结论而成书史的写法，曾很流行，因为能受到事半功倍的奇效。但是，貌似“广泛综合”的宏观概述，往往不可靠，其中潜伏着似是而非的肤浅，仿佛是做古代汉语的翻译练习。当然还有省工省料的偷懒。
谈到书法资料的丰富，使人欢欣；指陈书法史的写作现状，令人惭愧。现在要写出一部可以与当代学术界“对话”的书法史，则非一人之力可以备办。是把中国书法史作为文化史来写，抑或当作艺术史来写，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