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法史撰写札记
■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作者 华人德
自有书契以来，将文字写刻得美观，即是一种书法的意识。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一些是习书者所刻的作品。周代贵族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为六艺，其中一艺“书”即是识字和书写。孔子提出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思想。商周瑰玮精美的铜器铭文和秦代端庄遒丽的刻石等等，都说明先秦已有朦胧的书法意识。但是将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则是从两汉开始的，足征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汉代的实物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汉代简牍帛书，前人是无由得见的。近百年来陆续出土数以万记的汉简和一些帛书，使我们看到了汉人原迹，它们蕴涵着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根据有纪年的简牍 或有确切年份、时期的地层堆积、墓葬等，可以清楚地看到或推测确定隶书、草书、行书等书体产生和成熟的时间，以及演变的脉络。如定县汉简使我们知道：隶书至少在西汉宣帝时期已完全成熟。从马王堆帛书中可以见到古隶中有些偏旁部首因书写快捷简省而出现草书化的迹象，而敦煌、居延、武威等汉简中许多带草书的简牍演示了草书从产生到成熟，从个别夹杂书写到成篇连写的过程。汉简还显示了古隶演变到西汉中期，即向带有横向波磔的典型隶书——八分书和波磔不明显，笔画长短、结体疏密都不讲究，书写简捷草率，被有些文字学家称之为汉隶中的“粗书”或“新隶书”这样两条不同途径发展。后一种书体是日常应用最多的书体，到东汉中后期就发展成了行书。在汉末，行书经书家的规范整饰，就产生了正书。典型隶书——八分在汉代也同样是日常应用的书体，到东汉中后期，八分在碑刻上大有用武之地，当时又称为“铭石书”。桓帝、灵帝时期的名碑巨刻，灿若繁星。后人学习隶书，主要是取法东汉的碑刻。其时碑刻的种类有：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石经、画像题记、地莂、黄肠石、石人石兽题字等，除造像记外，碑刻类别几乎齐备。汉代草书固字字独立，略带波磔，后人名之曰章草，而连绵萦带、笔势放纵的今草，在汉末也已出现。安徽亳州出土的桓、灵时期曹操宗族墓砖中《为将奈何砖》、《为蒙恩当报砖》等上面的字已见今草端倪。篆书在汉代已不再是实用书体，但是还施用于一些特殊场合，如题署、碑额、玺印、钱币、瓦当等。篆、隶、草、行、正诸书体在东汉晚期也已大备。
汉人已有将书法用于装饰的意识。铜器铭文都刻铸于器物缘口、底盘或外侧等显眼的地方，这与三代青铜器多铸于器盖内壁的做法不同。铜镜铜洗上的铭文与花纹图案融为一体。他们还用文字瓦当、方砖来装饰宫苑、官廨、陵寝等建筑物。西汉末东汉初，扬雄、陈遵、刘睦等书法家的字，世人都以为学习的楷模，作品为人们珍藏，甚至连皇帝也十分喜爱。一些皇后贵族也以“善史书”为能事，善书者能去担任各级政府的文吏之职，“能书会计”是文吏升迁考核的技能之一。所以汉代士民皆习书。东汉中后期，书法家逐渐增多，如曹喜、杜操、崔瑗、崔寔、王次仲、张芝、张旭、蔡邕、刘德升、师宜官、梁鹄等都是书法史上有卓著地位的书家，他们或专精一体，或兼擅数体，相互间或有师承，或为父子兄弟，并且出现了西州草书书家群体，影响所及，人们对这种纯艺术而不切实用的草书的喜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学草书者并不是受到功利的驱使，因为草书写好了既不能像善史书和精八体的人通过考课选拔而进入仕途，也不会像鸿都门学中人因工鸟篆、善八分而受到灵帝的宠召封赏。但是研习草书的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望其罢（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戱，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鰓出血，犹不休辍。”这完全是一种对艺术的沉醉和执着的追求。西州草书书家群体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他们都是古都长安一带和西北地区人，以张芝为代表人物，并形成流派，绵延不绝，魏晋南北朝书法皆受其影响。
汉灵帝刘宏是个昏庸的皇帝，但有才艺，爱好文学，书法。他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数十人。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却出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他们主要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代表人物有师宜官、梁鹄、毛弘等。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唯一教育内容的藩篱，是一所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只有当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才会逐渐产生书法的美学理论、技法分析、历史研究和批评鉴定等方面的有关著述，而这些在汉代都已发轫。如扬雄提出了“书为心画”的著名观点，这对后世论书每将书迹与人格密切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慎《说文解字·叙》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笔赋》，以及赵壹《非草书》等已涉及到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工具诸方面，有些论述颇具系统性，较之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远远领先。
汉代书写工具也都有所发明和改良，最重要的是发明了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可估量。东汉末，已有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等书法名家专制的文房用品。许多汉墓中出土的砚台也都设计精美，有漆、陶、石、铜等材料制成，将实用性和观赏性结合在一起。
回观前人对汉代书法史的研究，因看不到汉代简牍帛书等原迹，只有东汉的大量碑刻和刻帖中所传几位书法家的字迹，所以西汉的书法史就成了一片空白。近现代人写书法史，对汉代部分仍很简略，有些就书法论书法，不是立体地观察和分析促使书法史发展的各方面因素，沿袭前人用风格赏析的方法将汉碑加以分类，标准按个人的感受而定，十分混乱，并且对为什么要如此分类不加以说明，也几乎不揭示同类风格碑刻之间或同类与他类风格碑刻之间有无相关之处，以及形成此类风格有无时代、地域、刻石类型、制作目的等因素之影响。还有因汉代的简牍帛书、铜器铭文、瓦当砖文、碑刻摩崖等皆无书刻者名字或虽有名字而不见于史传，就不加分析地将这些书迹概称之为民间书法。要科学地写好汉代书法史，不仅要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还要认真梳理各种文献资料，综合分析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诸方面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汉代将文字学、书法和利禄挂钩的取仕制度、教学手段，空前发达的经学，以及提倡孝道、标榜名节、崇尚厚葬的风俗等等，都是促使书法繁荣、碑刻云起的重要因素。对大量无署名作品的创作要作出较合理的解释，包括创作者的身份，以及是否是自觉的创作等等。对一些历来有歧义的名称如“章草”、“八分”、“史书”等等，也要重加审视，予以分析判定。本卷在撰写过程中，努力从上述诸方面加以阐发，十分注意归纳其时代、地域及载体种类的共同特征，并探讨书法史发展的内在原因。书后附有“两汉书法史大事年表”、“20世纪两汉简牍、帛书、金文、陶文等出土情况”、“两汉刻石文字目录”等，以为正文补充，并增加其资料性。 
